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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百花齐放的时代,渐行渐远!
这里是小汤山医院。
医院早拆了，只剩一片芦苇荒地，和四周悄然兴建的温泉别墅。
原本不该存在小汤山医院，是2003年最痛的伤痕。
这是最近突然火起来的国产记录片《非典十年祭》。
记录了那一场完全意外的灾难阴云下，我们如何像裸露在猛兽獠牙下的孩子，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惊慌而无助。
01魔盒
“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
这是罗大佑那天晚上演唱的歌曲《你的样子》。
2003年2月18日，罗大佑在他的广州演唱会上说：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演唱会，大家能来，说明对我有信心，对这个时代有信心。
那一晚，广州天河体育场聚集了近2万名观众。
7天前，广州市政府第一次公布非典疫情。
两个月之前，2002年12月10日，在深圳一家饭店做厨师的黄杏初，感到胃寒发冷，他去家乡的河源医院就诊。
起初医院只当他是感冒，后来他开始高烧不退、神志不清，送到广州军区总院时，已经全身发紫。《病毒VS人类免疫系统》中病毒战胜了免疫系统。
四五位护士医生围着他抢救，可也找不到病因，只能是用一些抗菌药控制高烧，一个多星期后，他的体温开始正常，病也慢慢好了。
起初大家都很奇怪，但没有新的病例出现，这事也就过去了。
然后，最初收治黄杏初的河源医院，11位医护人员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广东的中山市，出现了类似的病人，接诊的医护人员也出现同样症状。
很快，怪病的传言像乌云一样在天空散开，恐慌的人们在药店排起长龙，抢购抗生素、消毒液、板蓝根和醋。
然而没人知道究竟怎么回事，这是非典第一次出现，：无法分辨，没有结果，不知道，很奇怪。唯一能够确定的，这是一种未知病毒。
官方始终按兵不动，只有医院的灯光彻夜长明。
已经感染的病人散布在广州各个医院，最严重的中山三院，整个病区的医护人员全倒下了。待诊治的病人只好转到市八院，八院的医护人员又倒下了一半。非典病人去到哪里，哪里就有医护人员就倒下。
那一年的春节是1月31日，一年一度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春运开始了。
政府终于在正月十一那天，即2月11日，对外公布了非典的感染病例和人数。
哨声响起时，距离第一例感染者出现，已经过去了3个月。
2月15日，广州的一栋旧楼被改为临时收治非典病人区，紧急调动的医护人员在等待送来救治的病人。
当电梯门打开时，她们都呆了，第一批送过来的病人，全是被感染的医护人员。
当开始抢救同行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今天，会不会就是自己的明天。
2月19日，一位昏迷的重症病人被紧急送到病区抢救。刚一插管，肺里的血水、血痰、血粘液全喷了出来，染红了抢救病人的医生和护士的手套、隔离衣。
就在头一天晚上，2月18日，近2万人挥舞着荧光棒，兴奋而激动的观看罗大佑的广州演唱会。
2003年的春节，天空满是烟雾和灰尘。
那年春天的北京，期待着杏花春雨的三月，猝不及防地就被非典击倒了。
那时，“广州肺炎”的传言还在空气中飘浮。
27岁的徐女士从太原去广东出差，在媒体工作的妈妈特意打电话问广州同行，那边回应说，都是些谣言，不要相信。她的爸爸，专门用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去查非典肺炎，结果显示：这只是最轻的一类肺炎，并不致命。
一切都指向安全，徐女士放心的到了广州，24号回太原的路上开始发烧，两天后高烧40度。3月2日，她被送到了北京301医院，成为北京第一例非典病人。
当听说患者曾到过广州，接诊的医生心中暗惊，赶快上网去查广州肺炎的情况，怎么防护、怎么治疗，谁知却什么信息都查不到。
很快，病人的母亲和父亲都出现了相同的症状，一家三口被一同送进302医院——解放军下属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2天后，她的父亲去世，之后是她的母亲。就在她父亲过世第二天，她的孩子、弟弟、弟媳因感染，也被送到北京302医院。
302医院多名医生、护士相继感染倒下。
徐女士在北京工作的舅舅感染，被急救中心送到佑安医院，随后佑安医院出现10几例感染者。
2003的非典进京，悄然无声。
02恐慌
卫生部长在电视上：北京是安全的，仅有几例病人，不用担心。
然而东单、西单、王府井...人们的口罩，一天天戴的越来越多。
北京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人12天后，3月19日和3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和北大人民医院分别接诊了自己的第一例非典疑似患者。
一位老人始终坚持称自己一直在家，和外面没有接触，最后才发现这位老人的老伴因非典在武警医院过世。当天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被隔离。
老人隐瞒的原因，只是怕医院知道自己感染者，会被医院拒绝救治。
人民医院接诊一名非典患者，隐瞒接触史，致使15名医护人员被感染，170多名医院临时工，跑的只剩30几人。
急诊室地上都躺满了人，病人混在一起，挤到院子里，提着瓶子打点滴，就连后院的家属区，也全是病人。
每年3月，是北京两会的时期。急救中心的200多人、90台急救车却是最繁忙的景象。
因恐慌而拉起了心中警戒线的人们，仅仅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开始了恐惧。
从医生到普通人，对非典既没有意识，也没有概念。
一夜之间，北京人成了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人。
廊坊通北京的公路，被挖了二三十米宽，十几米深的坑，防止汽车过去；村与村之间的道路被封死，派专人把守；
城里的胡同也拉起了条幅、大字报，上面写着禁止通行，返乡的人被隔离在村口不准回家、邻居有事隔着大门说话.....这些在后来饱受诟病的做法，却成了切断传染源唯一的办法。
就像漫画《对不起，我被隔离了》中一样，很多人主动或者被动的被隔离。
每一个感染者，都是移动的感染源。那时，人和人的眼神里，都带着提防。
口罩是城里最流行的商品，超市货架上84和醋一直缺货。无论走到哪，似乎都能闻到84和醋的味道。
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在伊拉克，有人知道她从中国来，对她说“Virus（病毒）”。那时，整个国际媒体的头条，都被非典占据。
2003年的春天，一百米内有人咳嗽了一声，心尖都发颤。
恐惧，这一古老的人类情感，在一种无法解释的病毒出现时，被成倍成倍的放大，紧紧攥住了人们的呼吸。
世界卫生组织召集了9个国家、11个顶尖实验室，试图找到非典的病因。他们将病毒命名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简称SARS。
4月23号，建院8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史上第一次停诊，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已经不再有救护病人的能力。
将镜头拉向20天前，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说：中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而钟南山在4月中旬向记者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原，现在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
同一天官方公布了北京的疫情：“4月18日，全国累计报道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北京339例。”
这个数字，是五天前的近10倍。
就是这个数字，还是花了7天、走访调查北京175家医院后才得出的结果。
数字出来3天后，北大人民医院关闭。
03死神
小汤山，第一次进入大多数人视野的时候，距离广州上报第一例病人已经过去了4个月12天。
六大建筑集团，七千多人，七天七夜，一场大雨。
没有农民工，没有建筑师，没有领导，所有人趟在泥水里抗、锯、推、拉。七天后小汤山医院交付使用。
与此同时，一封封密电紧急调令114所军区医院，1300多名医护人员，入驻小汤山。
调令上的要求除了专业，就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那天夜里的小汤山会议，紧急任命院长的张雁灵向在场的医护人员说：
“我们的出路只有三条，第一条是没有完成任务，带着耻辱走出去；
第二条是发生大规模感染，大家都死在小汤山；
最后一条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他说：“我们走第三条路！”
2003年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的非典病例激增至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身亡。
2003年5月1日深夜，北京各大医院共680名非典患者，小心谨慎的转移到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
这是一场和死神的较量。
医生有着天生职业上救死扶伤的骄傲，但这些并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5月的北京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0度，小汤山的病房毕竟只是7天完成，没有空调，下水道堵塞，有的甚至门都关不严，做不到彻底的隔离。
进入病区的医护人员要穿三到四层隔离衣，戴猪嘴口罩，防护眼镜。进了病区就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很多人因为戴防护工具，鼻梁都被压的肿起来。
闷在臃肿的防服中常常要工作10几个小时，很多医生、护士换班时瘫倒在地，累的饭都吃不下。
一位医生，和同事诊断一个非典病人，两天后同事就躺在了病床上等他的诊断，随后他也倒下了。
那段时间，另一位医生每天给妻子发一条短信，内容只有两个字"平安"。
被隔离在病房的非典感染者，靠着互相打气支撑着自己。
小李每天都会去看45床一直昏迷的老人刘金兆，护士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帮老人换氧气、吸痰。
小李将老人当成自己的精神支柱，只要老人没事，自己就可以没事。
小李出院的第二天，老人病逝了。
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些文字，轻描淡写。毕竟17年过去了，再深的伤痕也恢复了平静。
就是这样“轻描淡写的文字”，却是冲到一线的记者，带回来的。
凤凰卫视的记者魏永林，在自己拍摄的作品上写着“用生命之拍摄，使用时要小心”。
有的记者在进病区时，所有的纸笔、相机都不能带进去，用医生的纸笔写完采访记录后，要消毒很久，才能带出来几张。
广州日报的记邱敏，想给护士们拍张合影，她们说：等等吧，等我们赶走了"非典"，等我们人齐了，你再来。
后来人有没有齐，我们不知道。
只是北京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临时建造的小汤山医院只是简易板房，里面闷热难忍。
正商量给病房装空调时，病毒突然无声无息的消散了。
04消失
5月1日非典病人转入小汤山，5月17日第一批患者出院，5月19日公布每日新增非典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
小汤山极速运转51天，收治680名病患，仅有8人死亡，672人康复出院。
6月20日，最后一批病患出院，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小汤山医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随后，病毒检测试剂盒6月问世，但已经没有人需要了。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但SARS病毒究竟是什么？从哪来？又去了哪里？
人们在追问。
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有新的发现：果子狸身上携带和非典有99.8%的同源性，似乎表示这一切和野生动物市场有关系。
然而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在果子狸取样标本中并未发现SARS病毒，在广西、湖南、江南等地果子狸养殖场，也没有发现。但在湖北果子狸养殖场发现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生活中，很常见的扩散病毒，而SARS则是发生了变异。
为什么独独存在于广州？它的上一级宿主是什么？没有回答。
沉默的北京恢复了以往的热闹，人们都说，SARS病毒被高温烧死了。
时隔一年后，2003年12月24日，广州又发现SARS疑似病例，病人身上的病毒样本，与之前取样的果子狸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2004年1月5日，广州全面清剿果子狸。此后广东共出现5例病人，直至出院，再无增加。
然而后续的调查中，貂、猫、田鼠和狐狸身上陆续发现了SARS病毒，广东省994个野生动物市场上的工作人员，有105人带有SARS病毒抗体，123个果子狸饲养员中，却只有4人携带SARS病毒抗体。
显然，果子狸并不是SARS病毒的唯一的携带者。
当科学家们全力查找病毒的源头，医学家们开始分析SARS的感染规律，并希望告诉我们，SARS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
SARS只能近距离传播，并且是出现症状以后，才能达到传播。防治任何传染病，只要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就能有效的控制扩散。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全球累计非典病例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
病死率近11%，全球累计死亡919人。从死亡率上看，似乎没有那么可怕。
2005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发现，中华菊头蝠身上携带SARS病毒，果子狸也是被传染的。
但为何发生在广州？中间宿主是什么？如何传染到人类？这一切，至今无法做出全面回答。
小汤山医院拆了，北京和广州都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与喧嚣。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05阴影
大难不死，紧随而来的往往不是后福，而是后遗症。这场灾难过后，留下两批人：感染者，未感染者。
当SARS结束后，湖北传出一位非典患者出院后，回家遭到拒绝，没有办法只好在福利院住下。
可是当四周的人知道后，那些开往患者故乡的公交车上空无一人，故乡的蔬菜没人敢买，亲戚朋友不愿来往.....绝望之后他选择了自杀。
家住北京的李某，出院后回到家，邻居见了他绕道走；厕所遇见老街坊，那些人提着裤子就跑。
非典像海洋一样，隔开了曾经的患者与普通人。
对于没有感染的人来说，非典只是消毒水和口罩的记忆；对于感染者，留下的是一生的噩梦。
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全家感染，有人回到家才发现，亲人已经不在了。还没来得及抚平丧亲之痛，就被治疗的后遗症开始折磨余生。
北京某高校的罗老师，在西直门医院被感染非典，治好了非典，却发现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还有很多人因此坐上了轮椅，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
后来政府每年会拨给没能力工作的人8000块钱，可对于他们来说，这每月只有600多块的补助只是杯水车薪。
对另一部分感染者来说，在医院度过的那些时日，经常像梦魇一般反复出现。
有人每天要洗170多次手、有人不敢进小区的电梯，因为电梯布满喷洒消毒水留下的白斑。
一次灾难结束后，人们都会想健康、家庭最重要，可是却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场灾难究竟留下了什么？
如果我们再不重视的话，会不会出现漫画《63年后，人类又遭遇了一次超级病毒大爆发，但这次却没那么幸运！》中描述的样子！
隔离治疗，只是杜绝继续传染，并不代表拥有更高的技术。小汤山让人惊讶的中国速度，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在一个公共卫生系统完备的年代，这样的事原本不用发生。
1953年，中国建立了如金字塔一样的从下至上的公共卫生系统，统一调配资源，防治各类流行病、传染病。
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它完全失灵了。
病毒是天灾，失控和爆发，却是人祸。
写在最后：
我们学过很多历史，知道欧洲的黑死病，几乎杀死了欧洲近一半的人口；
我们也知道，清朝末年，香港广州爆发鼠疫，死伤10万余。
每一次灾难过后，我们的防御系统都会进行一次大升级，我们的技术也一直在进步。
可我们忘了：人性不会变。
真正的灾难，并不是一次死了2万人或10万人，而是同样的灾难，发生一次又一次
文章来源：CSDN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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